郭沫若 情倾龙海三个“文宝”

2018-02-06 09:41   来源:龙海网   编辑: 郑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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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梧闽

  水仙花能够作为龙海市三大名片之一,话得从我国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著名社会活动家郭沫若说起。郭老对水仙花情有独钟,在他的诗集《百花齐放》中,专门为水仙花创作了一首诗,如下:

  碧玉琢成的叶子,

  银色的花。

  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到处为家。

  我们倒是反保守、反浪费的先河,

  活得省、活得好、活得快、活得多。

  人们叫我们是水仙,

  倒也不错

  只凭一勺水、几粒石子过活。

  我们是促进派,

  而不是促退派,

  年年春节,

  为大家合唱春歌。

  可以判断,郭老这首诗创作于1958年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年代。也许,郭沫若深谙宋代漳州老知府、理学大家朱熹——朱文公的写诗作文“文以载道”理念,紧跟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用“促进派”的角色,溶入对中国十大名花——水仙花的讴歌诗意中,这是政治上的作文取向。但是,郭老在写诗艺术上仍然饱含"双百"精神,以连贯的排比叠进手法,以全新的思维模式和朴实的语言风格,赋予水仙花作为吉祥如意“迎春花”品格特征!

  每当,您作为漳州人或龙海人,年年观看春节联欢晚会,蓦然闪现在电视里桌面上有"水仙花"盛意,您一定会产生一种亲切感!

  咱们的水仙花,而不仅仅有“婀娜多姿,冰肌玉骨,芬芳馥郁”的可视感,更有其“朴实纯洁接地气”的文化蕴含!

  如今水仙花的原产地在龙海市九湖镇圆山东麓,自1986年起,漳州市市花水仙花也被公推直选为“福建省省花”和“中国十大名花”。水仙花之所以这么出名,是因为它是农耕时代的古老外来文化雅品。唐朝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写道“奈只出拂林国”。拂林国是我国古代对东罗马的称呼。“奈”是阿拉伯音译,也就是水仙花。史载唐明皇李隆基赐给杨贵妃大姐,也就那个敢于“素面朝天”上朝见皇帝的虢国夫人十二盆红色水仙花,这赐物可能是从西域传来的。“素面”是没有化妆,“朝天”是朝见天子——皇帝,虢国夫人因为自然素美,无需“淡妆浓抹”化妆,也“总相宜”去见妹夫唐玄宗李隆基,这一点天然美是皇帝乐观兴趣的,正如现在漳州龙海村姑,不用化妆站在村庄不远的那儿,比起厦门来的那一群“涂面膏点唇红”的时髦女,似乎更吸引男性的眼球,落落大方未经矫揉造作的美,这才是合乎天道,深谙地理人伦阴阳而楚楚动人——人类自然文化光彩!

  在龙海市九湖镇域内,以世界最大的3万亩连片荔枝成海称雄,以享誉京都港澳的“八卦芦柑”贵为珍宝。然而,在百花丛中,1987年5月6日入选中国十大名花的“水仙花”却一花独秀。中国漳州水仙花的产地,位于百花村西北方向2公里的漳州圆山东南麓的蔡坂、新塘、洋坪、下庵、田中央和大小梅溪村一带,栽培面积3200亩,居全国之首。目前,国内除福建省平潭岛、上海崇明岛等地部分种植外,以漳州(九湖)水仙花种植面积最大、栽培专业技术最纯、水仙花的品质最好。因此,在某些意义上说,漳州(九湖)水仙花可代表中国水仙花,漳州因而是中国水仙花现在的原产地。

  漳州水仙花始种于明朝景泰年间。据龙海市九湖镇蔡坂村《张氏家谱》记载,明朝景泰年间(1450—1456年),在河南汲县为官的族人张光惠告老回乡时,船过洞庭湖,从水面拾得两颗水仙花头,带回家乡,在圆山脚下的琵琶坂种植。此后水仙花日益繁衍,扩至邻村,至清代末年,面积已达800余亩,并开始返销吴越等地。正如后期《龙溪县志》所述:“闽中水仙花龙溪为第一,载其根(鳞茎)至吴越,冬发花,时人争购之。”1932年,在香港经商的两位漳州人陈润生、林主达集资合办公司,从九湖镇蔡坂、新塘等村精选一批水仙花运出发售。因水仙花有“宜色、宜人、宜早报春”等特点,便起了一个“宜春”的雅称为商标,在香港当局登记注册,市场也逐渐扩展至南洋、欧美等国家。于是,“宜春”水仙花大为闻名,又因九湖水仙花产地历属漳州,外销水仙花必经漳州埠头发运,故亦称“漳州水仙花”。

  漳州水仙花之所以独步花坛,声誉远播,在于水仙花产地“中国富士山”——漳州圆山独特地理、气候条件。在圆山东南麓,早晨的太阳正好照在山脚下的花田上,下午的斜阳被圆山挡住了射线,向阳、遮荫兼而有之,冬暖夏凉。山下,九龙江西溪和山谷泉涧纵横交错,水源充足;花田土壤松软,系砂质壤土,加上地下有温泉流淌,即使在天寒地冻的季节,也能保持适宜的地温。水仙花在这样优越的环境下成长,因而品性十分优异。除了优越的地理条件外,更由于这里花农有着丰富的种花经验和栽培技术。他们严格掌握节令,采用三年复种和人工阉割等独特技术,来促进水仙花头增大、成熟,因而产生的水仙花叶形似蟹爪,每个鳞茎一般能长出三至七支花箭,最多达十一支;每支花箭可开发五至七朵花蕊,最多可达十余朵。

  水仙花属百蒜科,是室内观赏花卉。九湖出产的水仙花主要有两种,一种单瓣花,中间长有一个酒杯状的金黄色副花冠,名为“金盏银台”,俗称“酒盏水仙”,清香浓郁;另一种复瓣花,卷皱的花瓣层层迭迭,上端素白,下端淡黄,雅号“玉玲珑”,俗称“百叶水仙”。这两种水仙花形态俊雅,应时而发,是世界公认的多花水仙类中开花最多、香味最优的一种,被许多古代诗人喻为“国花”之花。水仙花不仅能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芬芳,更能“据形授意”,雕刻出各种各样,维妙维肖的艺术造形,有如“桃李争春”、“鸳鸯戏水”、“金鸡报晓”、“孔雀开屏”、“双龙戏珠”等水仙盆景,在每年农历春节前后开花,被人们视为纯洁、美好、吉祥的象征。

  许多人知道周恩来总理喜欢海棠花,其实他也喜欢水仙花。且看1959年春,邓颖超给赴苏联访问的他写信说:“来:带给你的水仙花和家书一封,想已到达?你忙得怎么样,觉要多睡,酒要少喝,澡要常洗,这是我关心惦记的,回来要检查哩。”3月31日周恩来回信:“超:西子湖边飞来红叶,竟未能迅速回报,有负你的雅意。忙不能作借口,这次也并未忘怀,只是懒惰该打。”“雅意”便是水仙花无以伦比的特色。水仙花以其素洁清雅,超凡不群,犹若碧波中婷婷玉立的仙子,故有“凌波仙子”的称誉。她那“含香体素欲倾城”的美姿,“不许淤泥侵皓素”的品质,“不怕晓寒侵”的精神,以及“只凭一勺水过活”,“年年为众唱春歌”的风格,都受到了人们的赞颂。清代康熙皇帝在《御制见案头水仙头偶作二首》里皇心大悦地吟道:“翠帔缃冠白玉珈,清姿终不污泥沙。骚人空自吟芳芷,未识凌波第一华。”第二首是“冰雪为肌玉炼颜,亭亭如立藐姑山。群花只在轩窗外,那得移来几案间。”宋代理学家朱熹早在《赋水仙花》中赞叹道:“隆冬凋百卉、江梅历孤芳。如何蓬艾底,亦有春风香!纷敷翠羽帔,温艳白玉相。黄冠表独立,淡然水仙装。弱植愧兰荪,高操催冰霜。湘君谢遗褋,汉水羞捐当。嗟彼世俗人,欲火焚衷肠。徒知慕佳冶,讵识怀贞刚。凄凉《柏舟》志,恻炝《终风》章。桌哉有遗烈,千载不可忘”。寒冬腊月,只有清香飘逸的水仙花,敢与独发芬芳的腊梅相媲美。当代著名老画家赖少其生前到漳州百花村深入民间体验生活,为水仙花挥毫作画时也不禁赞誉道:“婷婷玉立龙江滨,白裙绿裳黄头巾;脸不敷粉嫣然笑,明月清风播芳馨。百花村里水仙花,不慕荣华不染尘;五湖四海飘然去,还是漳州一美人。”

  据有关专家研究,水仙花不仅有高雅的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有极高的医疗药用价值。《广群芳谱》说它“根味苦微辛、寒滑无毒,治痈肿及鱼骨梗;花作香泽涂身,理发,去风气”。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说过:“倘若你有两个面包,请把一个面包卖掉,然后买一株水仙,因为面包填肚皮,水仙能养心”。“花香治病”这种新奇疗法,我国早已有之,清代医学家吴尚光所著的《理论骈文》一书中明确指出:“七胜之病,看花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矣”。水仙花蕊所含的丁香油粉、荼甲醇、卡醇、桂皮醇、芳香油分子与人体鼻腔粘膜之嗅觉细胞接触后,刺激神经,从而产生了舒适愉快的感觉,使人心情舒畅,精神镇静,是一切人造香气所不可比拟的。难怪圆山脚下的道场康仙祠有诗云:“仙家无药艾长安,坂下有花香世界。”

  这么说,水仙花可称味疗药品也是精神补品。从文化层面上说,水仙花还象征着廉洁、清正、纯朴、乡愁的德治文化。因为郭沫若在赞美水仙花的诗歌中,不吝其意而提到水仙花的特质——“简简单单、清清楚楚……只凭一勺水、几粒石子过活”。

  《福建日报》原漳州记者站站长王作民先生,曾经写了一篇《郭沫若的漳州情结》文章,文章说到郭沫若对漳州之情,集结在“一花一碑一木偶一铸币”,花即水仙花,木偶也就是布袋戏。那么碑还是在九湖木棉村的那个“木棉千古一碑存”,传载了发生在漳州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郭沫若先生所情倾惦念的漳州“四个一”文宝,除了“木偶剧”以外,水仙花、木棉庵、朱成功石码银元等三个“文宝”都发生在龙海市。

  那年那天,郭沫若先生路过漳州,在茶余饭后谈起宋代大奸臣贾似道被浙江会稽县尉郑虎臣杀死在漳南十里木棉庵的历史事件,并询问木棉庵旧址保护情况。当时的龙溪地委领导临时决定请郭老前往龙海县九湖公社木棉大队参观考察。郭老仔仔细细地看了木棉庵及周边古榕树下的碑刻,兴致勃勃地说“在冯梦龙编纂的《古今小说》里,有一章《木棉庵郑虎臣报冤》,所描写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当时,他又看了附近的纪念亭,高兴地赞扬这里文物保护得很好,历史上忠君报国、春秋大义的儒家文化。在考古学方面,还有一件出自石码的文物,郭沫若先生做过了重要贡献。

  原来,漳州博物馆收藏一种稀罕的银元,正面铸字“漳州军响”,背面铸有“足纹通行”,由于没有标明年代,银元上的花押又是用草书重叠写成的,极难辨认,因而多年来考古学者和钱币专家对这种银元的铸造者和通行年代无法确定,有人认为是清朝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率军到漳州镇压太平天国李世贤部起义军时铸造的。亦有的认为是清朝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在漳州设厂铸造的。正好后来有一年,郭沫若来厦门鼓浪屿参观郑成功纪念馆,也看到这款银元,他通过对草书花押反复琢磨,认定是由“朱成功”三个字组成的。

  根据二十四史《明史》记载,郑成功的祖上是从榜山洋西山北祖迁居锦浦桥炉山血脉,和亿龙集团董事长郑龙根这位“中国农民”近祖同根,他的祖公是明初从古县迁居南安石井的。郑成功原名郑森,比古县巧山村原党委书记郑森长少了一字“长”,当年有一位排四柱算命先生替郑芝龙把脉森儿运程,说他儿子八字欠“木”,故取名“森”字。龙文区原空军副师长是欠水也欠木,才叫陈木水,这一切都不离《周易》八卦头。后来,郑森懂事识字后,知道自己八字欠木,也自号“大木”。南明隆武帝朱键在福州即位时,曾赐他国姓“朱”,名“成功”,亦有奚落郑森的母亲——日本查某的意思(郑芝龙娶日本美女生了郑森,这是我猜的,因为“失败是成功之母”),可以证明郑成功祖地是在龙溪古县的证据是,郑成功之孙郑克塽在《郑氏附葬祖父墓志铭》中写道“先世自河南荥阳入闽,由莆居漳乃移居泉之南安,遂世为南安人。十一世飞黄公(郑芝龙),十二世郑成功……”

  民间尊称郑成功为“国姓爷”或朱成功是有正史记载的。所以,郭沫苦断定了陈列在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那些与漳州博物馆同款式的古币银元,是“朱成功”花押银元,结束了业界的长期纷争,是一个历史性的结论贡献!

  有人不禁会问,这批刻意“朱成功”的古币银元,是哪里设厂铸造的,这得感谢当今“老仙公”陈金土先生,他在送我的论文《试从古街印证月港的繁荣》中说到“顺治九年(1652年),郑成功在祖山、龙海桥、福胜桥、内社、大埕跟王邦俊总兵所率领的清军打了五战互有胜负,而于镇门一战,把清军逐出月港地区(今龙海市海澄石码榜山)。当时,郑成功在石码大埕(今龙海市政府所在地)明太师郑深道的郑氏家庙去祭祖,在内社关帝庙后建立练兵场,故内社关帝庙后的草坪被称为郑军埔,并在石码大埕设工厂铸造银元钱币,建立南明郑氏的临时政权。”这明未清初的石码大埕,就是这款被郭沫若先生鉴定过,并且发文刊在《历史研究》专刊上的朱成功“漳州军响”钱币银元铸造地。石码大埕,福地也是财地呀!怪不得后来有一位龙海工商局长,取用大名叫“财福”也,这都不离地方文化,也不忘历史传承!

  话说回来,在石码往西十五里,漳州城南十里九龙岭下的那排碑文,历史文化或许更加厚重一些,所以,郭沫若先生来漳州视察时特地走了一趟,说的是南宋末年,朝政腐败,民不聊生。右丞相贾似道私向南侵的蒙古忽必烈求和,答应称臣纳币,诈称“大获全胜”,骗得理宗信任后被封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他强购民田为“公田”、滥发“关子”(纸币),把持朝政,甚至一次竟以金紫衣道人托梦(说杀贾者为姓郑氏也)为由,罢免朝中所有姓郑官吏,一律除去备录进士中郑氏名录等等。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沿长江东下,朝野震惊,大臣群起弹劾贾似道误国之罪,谢太后为平服人心,把贾似道贬为广东高州团练副使,因高州路远,无人愿押送,只有任满回乡的会稽县尉郑虎臣挺身而出,自承苦差。郑虎臣押送贾似道从仙霞关入闽,经建瓯、泉州,于十月深秋入漳,漳州太守赵介如原是贾似道的门客,有受荐推用之恩,连忙出城迎接,籍慰三天,大献殷勤。过一天,郑虎臣押送贾似道出漳州城南“五里亭”,经九湖内寮驿道,这时,如果用元代诗人马致远的诗《天净沙·秋思》来描绘郑虎臣的心情,我想是这样的:“古藤老树昏鸭,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天涯。”一阵秋风吹拂之后,他顿有所悟:“贾老贼爪牙遍天下,说不定有朝一日重新掌权,则祸国殃民……”,遂萌生杀机。离城二十里,九龙岭乡关日暮,郑虎臣押贾似道投宿木棉庵,夜半三更,贾似道“病笃,泄泻欲绝,虎臣知其服脑子求死。乃云‘好教他袛凭地死’,遂锤数下而殂。”并用草席把贾似道尸体草埋于木棉庵侧的杂地里。郑虎臣诛杀误国奸相贾似道,为国锄奸,为民除害,消息传出,人人拍手称快,千古流芳。明代抗倭名将俞大猷在木棉庵右侧竖立一座长方形石碑,镌刻“宋郑虎臣诛贾似道于此”十个字,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龙溪知县袁本濂重立。历代骚人墨客到此凭吊遗迹,无不讴歌忠义之士郑虎臣为国除奸的壮举,也无不唾弃奸相贾似道祸国殃民的行径。碑旁刊刻明代王肇衡所题的七绝诗碑:“当年误国岂堪论,窜逐遐方暴日奔,准道虎臣成劲草,木棉千古一碑存”,民国25年在碑前建有长形八角石亭一座,称“木棉亭”,并有现代人刻写的建亭碑记《木棉亭记》,如今碑亭均尚完好,被原龙海县人民政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关于木棉亭郑虎臣诛贾似道的题咏很多,如清代龙溪人张士楷正气满腔的诗云:

  尚方斩马定须携,

  讨贼捐躯未沧凄;

  往事已埋秋壑里,

  斜阳自转木棉西。

  征蛮却爱俞都护,

  勒石犹标郑会稽;

  千古快心推此地,

  春风莫遗杜鸣啼。

  木棉亭乃儒家文化“匡扶正义”、“忠君报国”的象征。至于木棉碑亭所处的木棉庵、木棉村,缘何名为“木棉”,陈侨森等著的《漳州掌故》(漳州市图书馆出版)称:在宋朝,这里已经以“木棉”作为地名,可见木棉之盛。而在我国,古代无木棉,只有丝棉,木棉村所种的木棉属棉花,不是现在的称英雄树、攀枝花的木棉树,而是多年生木本海岛棉,称“吉贝”(吉贝是马来话kapok的音译)。故南宋末年,名人谢枋得收到闽人刘纯父惠赠的棉布时,以诗答谢曰:“嘉树种木棉,天何厚八闽”。而北宋彭乘的《续墨客挥犀》载道:“闽岭以南,土人竟植木棉,采其花为布,号吉贝布,或把棉花染成五色,织成花布”。如今,木棉村已没有当年的“木棉树”,却有九龙岭下看不尽的荔海桔林。

  倒是县城石码锦江道和龙海一中校园,栽了不少木棉树,春来花正红,映在匆匆而过的游人学子身上,显得更有忠贞正气或意气风发,虽然此木棉非那木棉也!